摩登娱乐代理三哥的创业史

毋庸讳言,三哥实在是其貌不扬。村里的人说,他既不怎么像我父亲,也不怎么像我母亲,倒是像极了祖父。我的祖父土改后就病故了,我们都没见过他。仔细端详,三哥的颧骨有点高,皮肤有点黑,下巴有点尖,背还有点驼,天生一双平板脚,走路都不怎么稳。

三哥的脑筋也不够灵光。启蒙时,我们在众厅(祠堂)里上小学。周末,众厅里空寂无人,我一个人进去玩,见土砖砌成的老师办公室放了许多盒粉笔。三哥来了。我莫名其妙地对他说,进去拿几支粉笔呗。三哥也不过过脑,蹭蹭蹭就爬过墙去,拿起粉笔盒就往门缝外塞,左塞右塞,怎么也塞不出,可他脑子也不急转弯,还是要翻过来倒过去塞。突然,一位女老师来了,大喊“捉贼”,众厅里便围了很多人,羞得三哥抬不起头。

三哥还最不会读书,且吝啬小气。别人玩东西,玩过就丢弃了,他却收藏起来,教人羡慕不已,还不给人碰。他还有一个小“宝盒”,都是些铜坨坨铁坨坨、好看的鹅卵石、带花芯的玻璃珠子、古明钱、铜壳子……尤其文革时期,他喜欢收藏领袖像章,金属的、瓷质的都有。他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裹它们,隐藏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。有一次,他把那些像章拿给我看,我想要一块,他犹豫很久,还是没有给。那时,我把他看作“顽固分子”,死心眼。

不过,三哥也有一些奇怪的能力。父亲一心忙大队会计上的事,早年的木工斧头、凿子、木刨早已弃之不用,三哥却拿起来乱劈、乱凿、乱刨,居然能制作一些鸟笼之类的东西。他也没接触过电工,家里的电灯坏了,他竟敢查保险,拆电线、捏弄电灯头,且往往能让电灯亮起来。

1980年代中期,三哥成家了。

过去的青年人,成家即意味着分家。三哥分家时,土地责任承包已好几年了。当时的情形,土地承包既已落实,死去的人不能及时腾出土地,新娶的媳妇不能及时分到土地,他们夫妻二人,便只有三哥一个人的责任田,约一亩二分地。三哥用这点地种水稻、棉花种、种蔬菜……简单的思想里,只是想多打粮食,多产棉花,菜长得好。三哥同时得了一间屋,长二丈八,宽一丈二。那是父母给大哥做的婚房,干打垒加土砖的。此时,父母已没有能力再做新屋,大哥便把房子腾出来,给三哥做了新房。二哥招了郎,做了上门女婿,三哥便得了福,算是“居者有其屋”了。

不久,三哥生了一个胖小子。然而,他还想再生。传统观念里,一个家,儿女双全才算完美。三哥的潜意识,自然想再生一个女儿。可是,非常时期,计划生育极严,三嫂怀孕后到处躲藏,还是无处藏身。母亲想到了我。我正在赣西北一所乡镇中学教书,已经29岁了,没有恋爱,不知道对象在哪儿。我很想成个家。可是,48元钱一个月,所有的积蓄连一套家具都买不起,谁肯嫁给我?我设法在镇上开了一个小餐饮住宿店,希望能赚些钱娶老婆。我把三哥三嫂接过来,教他磨豆腐、做馒头包子,让他们帮着看店。可是,店子亏了,我连三哥三嫂的工资都发不起。

不知三哥哪里修来的福,这次又生了一个胖小子。他应该是欢喜的,欢喜的同时,既不心甘也不情愿地交了几千元罚款,却又不知何时能填补这个经济上的窟窿。当时他家还是一亩多地,四口之家,粮食打得再多也不够全家吃,菜种得再好也还要价钱好、卖得好,到哪里去深挖财源呢?那时我暗自担忧,三哥三嫂这辈子,恐怕只能做牛做马了。至于三哥怎么想,我无法知道。我猜,他应该是,也只能是更有方向感,更有使命感了吧。

然而,历史进入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代,它为人的潜能的发挥提供了无数种可能。拙讷的三哥,也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,将他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。

他拾起从摩登娱乐学过的手艺,卖力地弹棉花。秋冬季节,农事已闲,乡亲们要换新棉被、娶新媳妇、嫁女儿的,都把白花花的棉花送过来让三哥弹。三哥在家里拆几块旧门板架起来,戴上口罩,将棉花铺上去。一个人,一把弓。家里响起了古老的声音:“蹦蹦蹦、恰恰恰……”不停不歇。每年的每年,伴随着秋风和朔风,三哥狭小的屋子里,弹棉花的弓调从清晨响到黑夜,“蹦恰恰、恰恰恰……”单调而乏味,起伏而又有歌吟的味道。最初,三哥每天能弹一床被,人家要得急,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,最多也只能弹一床半。最初,加工一床棉被才2元钱,后来涨到2.5元、5元、10元、20元。

三哥弹棉花的时候,三嫂除了带孩子,其余的时间不是下地种菜,就是到镇上卖菜,萝卜、白菜、洋葱、大蒜、还有芹菜……

三哥也不遗余力地磨豆腐。他给我看店回家时,我给了他一台磨豆机,抵部分工资的。弹棉被有季节限制,磨豆腐没有。春夏秋冬,天还没亮,他就做好了一锅豆腐,一部分舀进豆腐框,制作豆腐块,一部分舀进水桶,挑一担出门,沿街串巷,不停叫卖。三哥不甚高亢的嗓音犹如时钟,每天准时穿破清晨或浓或淡的雾:“卖——豆腐花嘞……”,高低起伏的腔调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,游走于清晨的天空,直至飘向远方,飘至别人的村庄。当时,一块豆腐2分钱,一碗豆腐花也不过两角钱。卖完一担豆腐花,三哥把豆腐块留给三嫂在家里卖,然后扛起锄头下地。

后来,三哥又养鸭子。卖豆腐花的利润极薄,有时甚至毫无利润,三哥渐渐就不做了。三哥在亲戚那里学会了养鸭。当年,我们村有一个天然湖塘,年年满湖的荷花,叶绿花红,鱼虾成群。还有一个天然的“下湖”,在村子的最南边,是千百年来的低洼湿地。下湖弯弯曲曲,或宽或窄,肥沃的田野靠它排涝,靠它抗旱,是养鸭的好去处。三哥是村里有史以来唯一的养鸭人,最多时养了三百多只。为了养好鸭,他每年要买几千斤谷子,随时储藏在家里。无论阴、晴、雨、雪,三哥都早早地将鸭子赶出去。晴天戴一顶草帽,雨天戴一个斗笠,再披一件尼龙雨衣,背一袋谷子,拿一根鸭杆。三百多只鸭子沿着下湖一路觅食,三哥一步不离地跟着。烈日当空、暴雨倾盆、雪花飘飘,都是这个样子。到了中午,他将谷子撒到浅浅的湖泊里,让鸭子饱吃一顿。这时候,嫂子送饭来了,他狼吞虎咽的吃下去,让嫂子把碗带回去,继续看鸭。至夕阳西斜,他又把袋里的谷子撒空,让鸭子们欢腾着在湖水里抢吃。暮色苍茫,鸭子们已“吃饱喝足,三哥聚拢鸭子,驱赶着走向青烟袅袅的村庄。晚上,三哥还经常要倒鸭棚打预防针,一只一只地打,直至夜深人静。

三哥说,鸭子产蛋,一般达到七成很不错了,九成的极少。深冬十一二月是产蛋的高峰。过完春节,鸭子产蛋的少了,他就把鸭子全部卖掉,准备春耕。到晚稻插完,秋风渐起,重新再养一批。他养鸭子没算过总账,赚钱,应该是赚了吧,可是不多。